郑州“奖罚分明”治理扬尘污染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方法作出了杰出贡献，发现了全球贫困原理以及各种扶贫政策的因果效用。

这就提出了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重要问题，国际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其规范来源也不同，分别来自执政党组织、国家政权机关、社会自身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机构等。

因此，就像安全概念一样，包容性秩序也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不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某一个单独的领域，更不能等同于社会治安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即使相同的法律条文，在具体适用的场合往往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使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也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计算法学与法律大数据的到来从未叫嚣理论已死，而只是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例如，王禄生开发了分段、分词检索工具，实现对303万份判决书的自然语义挖掘，形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实证研究成果。从积极层面而言，使用机器学习方法对法律经验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得一种数据拟合性较高的回归分析结果，能够客观揭示复杂法律实践之间所蕴含的法律运行规律，从而改变了传统依据主观先验式经验，通过法律逻辑推理并且创造法学理论的传统法学知识生产方式。

应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对海量裁判文书中的数据提取、要素输出和准确率检查等就是计算法学的研究成果。刑罚中的刑期作为统计学意义上的连续变量，往往受到犯罪动机、犯罪手段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前述量刑情节本身又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定性变量。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民众对法律的权威失去信心后的无奈选择。

基于信条式科学概念，人们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套用于法学方法，将法学方法理解为为了认识客体（不需要是实体）的一种合乎计划、理性的程序。其二，法学中的价值评价何以科学？拉伦茨的法学是规范学。例如，新闻自由与报刊审查哪个好？没有定论。但是，这个法学却同时因其封闭性及由此而生的机械的法律适用而受到驳难。

他认为，韦伯的价值无涉的知识论并不能排除在一定体系范围内，对价值作正确性陈述的可能。因此，他要在科学的基地上重拾法学失落的知识自信。

拉伦茨抛弃了纯科学概念，提出广义的科学定义。不仅如此，他还指出科学不是法学的方向，法学的方向应当是正义理论。基尔希曼认为，法学落后，自培根以来没有什么建树，其根本原因是研究对象的多变。随着法治理想的普及与法律权威日隆，这个原本的知识分类及知识属性问题便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受到法学大家的关注。

他指出，自然科学式的法学概念不仅得出法学非科学的错误结论，而且产生何为法学科学方法的认知错误，进一步的错误是使司法实践失去科学性，使许多法律论证沦为表象论证，使法律技术变成一种借口。什么是法规范？法规范乃是人类据以决定其彼此间的行为模式，以及衡量其行止之规则的整体。2.源于实在法、高于实在法的法权感 法权感（Rechtsgefühle）是耶林法学的最高原则和真理，其地位犹如自然法范畴之于自然法学，权利之于德沃金的新自然法学，它是法效力的终极来源，它不仅规范司法者，也规范立法者，它还是法学所追求的目标、法学科学性的依托之一。基于上述三点，基尔希曼的结论是：既然法学只关注偶然，它自己也就变成了一种‘偶然，立法者的三个更正词就可以使所有的文献成为废纸。

实在法就像个执拗的裁缝，只用三种尺码来应付所有的顾客。对于在历史演变中进行的过往对法的持续影响的研究，是法史学。

在讲演中他明确提出法学作为‘科学从理论上说是无价值的，它并非‘科学。在这两个层面，价值都不是纯主观的言说。

不过，他承认，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结论，其可靠性以及精确性绝不可能达到像数学上的精确程度。施塔姆勒同样不认同比较法的科学性，认为人们并不能借比较法获得科学的法律研究的根本方法……比较不同法律体系的内容，既不能向我们提供‘法的概念，也不能向我们提供具有本质重要性的‘正义理念，即比较法既不能获得科学研究的方法，也不能获得法律概念，不能获得正义理念，因而毫无科学价值。他指出，研究法在社会演进中的角色，法的发生、贯彻及其实效性的社会条件，法的‘力量及其‘无力等问题的学问是法社会学。基尔希曼的惊世危言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以后，法学大家拉伦茨还惊叹，难以摆脱基尔希曼的演讲所带来的强烈震撼。其二，法学概念具有形式的本质，它来源于意志，但不依赖于法律材料，即是说，法学不具备作为科学（纯科学）的两个基本条件——科学的方法与实证基础。它本来只是想领悟所研究的对象，但是却把研究对象摧毁了。

民众和政府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头脑简单的法律界人士也是如此。知觉产生原因和结果两个概念，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他指出，自然法学的种种乌托邦对于砥砺思想来说常有非凡的意义，但终究没有科学上的价值，因为作为其构思来源的素材并无真凭实据，自然法欠缺合乎科学的基础。四、拉伦茨：法学——法教义学 1960年，德国法学家拉伦茨(KarlLarenz,1903－1993年)在他的传世之作《法学方法论》中力主法学科学说。

需要指出的是，在空间维度上，耶林的法权感是超越民族精神的、普适的。这个史诗性的思想论辩取得了两项时代性学术成果，即法学自我认知的革新和法学知识的专业化，使法学步入现代。

这样的知识，自然入不了科学的大门。纯科学是寻找规律的，但是，社会生活规律不可避免地与自然现象的规律区别开来。（1）法学对象的多变性。他指出，法学的方向是正义理论，而不是科学，虽然他有时也用法律科学一词，但是，这里的科学显然是比喻意义的，其实质语义当是学科而非科学。

不符合‘科学一词的真正定义。这对提升法的权威，防止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滥用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

在这样一个宽泛的定义下，科学便向法学敞开了大门。基尔希曼从法学研究对象的三大特性来证成法学非科学这一命题。

实在法是僵化、抽象、专断的没有意志的可任意作用的武器。一个社会事件就其内容而言，如果它是达成某种客观正义目的的适当手段的话，它是符合规律的，这里规律这个概念只意味着，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意识内容必须本着某种根本统一体的精神予以安排和引导，这是自然材料与社会材料唯一共同的东西。

施塔姆勒对当时流行的法学流派逐个批判，指出它们的非科学性。这也是领主法庭惟一站得住脚的依据，人们要求建立陪审法庭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他指出，科学完完全全必须在实证法本身的土壤上，也就是在教义学的领域中。拉伦茨提出了新的科学定义，以替代严格的纯科学定义。

近来又出现了建立没有专业法官的商事法庭、设立工厂法庭、乡村法庭的呼声,这是在追寻相同的目标。意志产生目的与手段，属于目的科学概念。

不过早在1670年，德国就有人指出法学不是科学,其立论的依据是，科学是普适性的而法学是地方性的。考夫曼的诠释学科学理论，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理论与实践后果。

他同时指出，法学科学性的一大难题是休谟问题，在科学的框架内，不可能解决这一逻辑难题。作者在任职时看到人们通过调解而自助，不是去找法官，而是去找教书先生、找乡长。